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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章

第二章

5

很快,冲进来的警察将那个男人按到了地上。

妈妈见状疯了似的扑上来,却被警察拦住。

“我们这给我闺女商量婚事呢,跟你们有什么关系,你们凭什么抓人?”

她撒泼似的往地上坐,双手拍着大腿哭喊。

“我养了她十八年,给她找个好人家怎么了?你们警察管天管地,还管得着老百姓嫁女儿?”

亲戚们缩在墙角不敢作声,只有几个长辈还在小声帮腔:

“是啊警官,孩子们闹别扭呢,没必要动真格……”

警察却不为所动,严肃地将我们一行人带上警车。

警车里,妈妈的哭闹声从未停歇,隔着铁栏不断朝我嚷嚷:

“蒋莫你这个白眼狼!居然叫警察抓你妈!”

我别过头看向窗外,城市的灯火在夜色中明明灭灭,像极了我忽明忽暗的人生。

到了警局,妈妈被带到询问室时还在撒泼。

警察沉着脸质问她:

“蒋女士,国家规定,女性法定婚龄是二十周岁,你女儿现在才刚满十八,你们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。”

妈妈的哭声戛然而止,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

警察继续说道:

“更重要的是,你收取高额彩礼强迫女儿嫁人,已经涉嫌买卖婚姻,属于违法行为。张家支付的二十万彩礼必须全额退还,否则我们将依法处理。”

妈妈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,从最初拍着桌子喊“我不懂法”,到后来低着头嗫嚅“我都是为了她好”,最后彻底没了底气,瘫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。

我看着她蜷缩的背影,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,只有一片荒芜的悲凉。

调解期间,我借故去洗手间,攥紧口袋里仅存的几十块零钱快步走出警局。

夜风带着凉意吹在脸上,我拦了辆出租车报出闺蜜林溪家的地址,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

林溪打开门看到我狼狈的模样,瞬间红了眼眶。

听完我的讲述,她气得浑身发抖,一把将我拉进房间:

“你就在我家住着,他们敢来闹我跟他们拼了!”

她给我找了干净的衣服,煮了热腾腾的面条,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轻声说:

“莫莫,你不是白眼狼,你只是想活下去而已。”

当晚,我用林溪的手机给王老师打了电话。

得知我暂时安全后,王老师长舒一口气:

“材料我已经帮你补交了,学校这边都安排好了,你安心准备出国事宜,后续手续我来协调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,林溪陪着我整理出国需要的文件。

我拉黑了家里所有的联系方式,删除了相册里所有关于家的照片。

妈妈打来的陌生号码电话,我一眼都未曾接听。

林溪帮我兑换了外币,买了新的行李箱,甚至连夜织了件保暖的毛衣塞进箱子:

“听说那边冬天冷,别冻着。”

我看着她关切的脸,眼泪几乎要掉下来。

出发那天,林溪陪我去机场。

过安检前,我收到王老师发来的信息:

“一路平安,未来可期。”

我抬头看向湛蓝的天空,才感觉一切终于有了实感。

我知道,真正的自由,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。

6

我走后的第二天,妈妈发现我房间里的衣物和证件不翼而飞时,整个人直接炸了。

她把我的房间翻得底朝天,将书本、被褥狠狠摔在地上,嘴里骂骂咧咧地嘶吼:

“蒋莫这个白眼狼!翅膀硬了敢跑?我把她养这么大,居然敢这么回报我!”

爸爸在一旁闷头抽烟,被她的怒火波及,挨了好几下推搡:

“都是你惯的!当初就该把她锁起来!现在人跑了,彩礼泡汤,儿子的婚房首付怎么办?”

发泄完怒火,妈妈突然想起什么,疯了似的冲出家门。

她先跑到林溪家,拍着大门哭喊:

“林溪!蒋莫是不是在你这?她可是我闺女,你藏着她安的什么心?”

林溪父母隔着门解释我并未去过,她却不依不饶,在楼道里撒泼打滚,直到邻居报警才被劝走。

随后她又跑到学校,堵在教学楼门口哭嚎,说学校拐骗学生、破坏家庭。

可这次保安早有准备,直接拦住了她:

“蒋女士,蒋莫已经办理退学手续,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您再闹事我们就报警了。”

我妈看着紧闭的校门和保安警惕的眼神,只能灰溜溜地离开。

她又去了我曾经兼职的食堂、常去的书店,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个遍,却连我的影子都没见到。

就在妈妈焦头烂额之际,张叔带着儿子和几个亲戚找上门来。

一进门,张叔就把茶杯重重墩在桌上:

“蒋莫呢?人跑了是什么意思?赶紧把二十万彩礼退给我们!”

妈妈立刻换上无赖嘴脸:

“钱都给我儿子付首付了,怎么退?再说人是你们没看好跑的,凭什么让我退钱?”

“你这是强词夺理!”

张叔的儿子急红了眼。

“当初说好的人财两得,现在人没了,钱还想赖?门儿都没有!”

从那天起,张家人就没消停过。

他们每天准时上门堵门,在院子里骂骂咧咧,砸碎了窗户玻璃,甚至把死老鼠扔进了厨房。

直到张叔说再不还钱就把我弟的腿给他卸了。

我爸妈这才彻底慌了神。

那二十万彩礼早就转给了开发商,购房合同都签了,哪里还有钱退?

爸爸硬着头皮去找开发商想退首付,却被告知违约要扣违约金,到手的钱根本不够还张家。

无奈之下,爸妈只能拉下脸去求亲戚借钱。

可之前劝我“回报父母”的七大姑八大姨,此刻全都变了脸色。

“我们家也不宽裕啊。”

“当初让你别做这买卖你不听,现在自找的。”

“借钱可以,先把之前欠我的五百块还了。”

……

冷嘲热讽的话语像刀子一样扎在他们心上,钱却一分没借到。

最终他们跑了半个月,磨破了嘴皮,才勉强借到五万块,剩下的十五万只能写下欠条,承诺每月还五千,分三年还清。

为了还债,我妈开始没日没夜地干活。

她白天在餐馆洗碗,油腻的污水泡得双手长满冻疮。

晚上去工地给工人搬砖、运水泥,累得直不起腰。

凌晨天不亮,又要去菜市场分拣蔬菜,刺骨的冷水冻得手指僵硬。

每天回家时,她都累得像一摊烂泥,倒在沙发上就能睡着,曾经刻薄的嗓门也变得沙哑无力。

而弟弟蒋磊,住着用我的“彩礼”换来的婚房,依旧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。

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,晚上和朋友出去喝酒打牌,对家里的债务和我妈的辛劳不闻不问。

有次我妈累得晕倒在地,我爸让他去医院送饭,他却不耐烦地挥手:

“我忙着呢,让她自己吃外卖。”

看着儿子冷漠的背影,我爸只能长叹一声,默默拿起保温桶走出家门。

7

而我在国外的生活也远比想象中更具挑战。

语言障碍、文化差异、繁重的课业压得我喘不过气。

但每当深夜伏案学习,想起那张皱巴巴的欠条,我就咬牙告诉自己:

这是你唯一的出路,不能放弃。

我像海绵吸水般汲取知识,泡在图书馆查阅资料,跟着教授做实验到深夜,周末主动参加社区志愿服务锻炼口语。

课余时间,我背着包走遍了附近的国家。

世界的广阔渐渐抚平了我内心的褶皱,那些曾经让我夜不能寐的伤害,在更宏大的生命图景里变得渺小。

我开始敢在课堂上举手发言,敢对着镜头笑,敢穿鲜艳的裙子。

这时我才发现,原来我也可以活得这样舒展。

三年后,我攥着沉甸甸的毕业证书登上回国的航班。

按照约定,我被分配到西部一处偏远乡村支教。

车子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六个小时,最后停在一间斑驳的土坯房前,这就是我未来五年的学校。

教室里的桌椅参差不齐,黑板上布满裂痕,晚上备课要靠煤油灯,冬天没有暖气只能裹紧棉袄。

但当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,照在孩子们沾满泥土却亮晶晶的眼睛上,我突然觉得一切辛苦都值了。

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烧好热水给早到的孩子暖手,然后开始备课、教课。

下午放学后,我背着笔记本电脑挨家挨户走访,记录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,给留守儿童辅导作业。

山路崎岖,常常走得脚底板起泡,回到宿舍倒头就睡。

但每当孩子们举着满分的试卷跑来报喜,或是把偷偷藏的野果塞到我手里,我心里就像被暖流灌满,疲惫一扫而空。

我的性格也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变得坚韧而平和,过去的伤疤成了成长的勋章。

支教的第三年夏天,林溪来看我。

坐在山坡上看着孩子们追逐嬉闹,她犹豫再三还是开了口:

“莫莫,你爸妈……在到处找你。”

我顿了顿,沉默良久还是开口问道:

“他们找我做什么?”

“他们逢人就说以前是自己错了,想让你回家看看。”

林溪叹了口气。

“其实……是你妈妈病了,尿毒症,需要换肾。”

我沉默地看着远处的炊烟,听到这个消息没有激起任何涟漪,仿佛在听一个陌生人的故事。

“医院说你弟弟的肾源匹配,但无论叔叔阿姨怎么求他,他都不肯。”

林溪的声音带着不忍。

“他说捐肾伤身体,会影响以后生活。爸妈实在走投无路,才想起你……”

原来如此。

不是幡然醒悟,不是真心悔过,只是因为那个被他们捧在手心的儿子不肯牺牲,才想起我这个被抛弃的女儿。

我低头笑了笑,指尖攥得发白。

“我不回去。”

林溪没有意外,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孩子们的笑声远远传来。

我知道,那些曾经在我生命里掀起狂风暴雨的人,如今已经无法再搅动我心湖的平静。

亲情早已在一次次的伤害中消磨殆尽,我不是原谅,只是放下了。

我的人生早已在这片大山里重新扎根,这里的孩子才是我现在的牵挂。

至于远方的所谓“家人”,他们的苦难与我无关,就像当初我的绝望,他们也从未在意过一样。

8

支教的第五年春天,山间的桃花开得正盛,我正带着孩子们在田埂上写生,林溪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。

她的声音带着迟疑和沉重:

“莫莫,你妈……走了。”

我握着画笔的手顿了顿,颜料滴落在画纸上晕开一小片污渍。

孩子们好奇地抬头看我,我勉强笑了笑,把手机揣回口袋:

“老师有点事,你们先自己画。”

走到山坡僻静处,我望着远处连绵的青山,心里没有预想中的悲恸,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。

葬礼那天,我终究还是回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。

院子里搭着简易的灵棚,爸爸佝偻着背在烧纸钱,鬓角的头发全白了。

弟弟蒋磊穿着不合身的孝服,脸上没有悲伤,只有对我的警惕。

亲戚们看我的眼神复杂,有同情,有鄙夷,也有等着看笑话的。

处理完后事,律师拿出妈妈生前留下的简陋遗嘱。

她竟在病中模糊地写下“财产由子女平分”。

不知道她临死前想到了什么,但到手的钱我还是没有拒绝。

爸爸想把房子全留给儿子,蒋磊更是跳出来嚷嚷:

“这房子本来就该是我的!你早就跑了,凭什么回来分家产?”

我平静地拿出身份证和户口本:

“我是法定继承人,按法律规定,我有权继承一半财产,你要是不给,我就去告你。”

律师核算后,将房子折算成三十万,我拿走了十五万。

离开那天,蒋磊恶狠狠地瞪着我:

“你等着,我肯定比你过得好!”

拿着那笔钱,我回到了乡村小学,用它翻新了教室,添置了新课桌和图书。

看着孩子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,我觉得这笔钱终于有了真正的意义。

而蒋磊拿到十五万后,彻底暴露了本性。

他先是辞掉了爸爸托人找的保安工作,整天在网吧和牌馆厮混,用这笔钱买了最新款的手机和游戏机,请客吃饭时出手阔绰,很快就成了街头混混的“大哥”。

不到半年,十五万就挥霍一空。

没钱后,他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,总想着靠运气翻身,结果越陷越深,欠下了几十万的赌债。

催债的电话打到家里时,爸爸才知道儿子惹下了弥天大祸。

他跪在债主面前磕头求饶,却只换来一顿拳打脚踢。

蒋磊被债主堵在巷子里,因为无力还债,被生生砍掉了右手。

我从林溪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时,只是叹息一声。

说实话,蒋磊落得这个下场,我真是一点也不奇怪。

可断手的教训并未让蒋磊悔改。

他成了残疾人后更加颓废,整日躺在家里好吃懒做,对上门照顾的爸爸非打即骂。

家里稍微值钱的东西,都被他偷偷拿去变卖换钱,最后连锅碗瓢盆都快卖光了。

爸爸气得病倒在床上,他也不闻不问,每天混吃等死,过一天算一天。

又过了三年,我在一次与老家亲戚的通话中,听到了关于蒋磊的最后消息。

据说他把家里最后一点能卖的东西都换了钱,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离开了家,从此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。

有人说他冻死在了桥洞下,也有人说他被人骗去了东南亚,但终究没有确切的音讯。

这一年,我的五年支教期限也恰好结束。

离开前,孩子们拉着我的衣角哭红了眼睛,村民们往我包里塞满了核桃、花椒和晒干的草药。

我站在曾经无数次走过的山路上,回头望着那间斑驳却充满生机的土坯房教室,望着孩子们挥别的身影,眼眶微微发热。

离开大山后,我用积攒的工资和那笔财产折算款,继续深造学习。

几年后,我成了一名专业的教育工作者,在城市里创办了针对留守儿童的公益课堂。

每天看着孩子们求知的眼神,听着他们清脆的笑声,我知道自己的生活早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。

那些关于欠条、逼迫和伤害的过往,都成了遥远的记忆。

我终于彻底走出了过去的阴霾,拥有了安稳而明亮的生活,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坚定。

全文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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